搬家真好啊

萬歲萬歲萬歲！！！

在家

very ordinary, very peaceful, very happy, very garlic, very meow, very full, very good :)

相机不灵光，只好贴或引别人的，选出的是和我看见的部分景象比较接近的，意在传达个我在哪儿的基本信息。其他种种慢慢再说：） 看夏天的学校，请来这里： http://www.flickr.com/photos/jerrygodwinfoto/170709246/ 看雪中学校，请来这里：（好多张，点击浏览，谢谢这位不知名帅哥） http://picasaweb.google.com/vinayspics/UBInSnow#5146679158787218386 室内景象： http://flickr.com/photos/kris_kumar/2560455120/

今天室友都不回来，偶尔一个人住感觉真不错：）除了有只臭猫猫还是在眼前晃来晃去。。。早晨做了胡萝卜炒蘑菇,香

对world civil这个课现在我比我学生还愤怒，各种文明尊重着尊重着就都解释到基督教文明希腊罗马欧洲民主个人主义是最好的了。果然教这门课最让人生厌。今天天阴冷，略小感冒（爸你别担心），托鼻子的福，说话比较女中音：）想去mall添置东西啊呜呜，怎么就找不到车呢？！准备一会上课问问学生们，谁给我个ride，我给他个A。Hohohoho, I am kidding:) 小朋友请勿模仿，权力不能滥用哦。

漫长，觉得自己完不成任务了，咬牙，都完成了。。。尽管有的很混水摸鱼了一下。。。 见到第一次的奶昔雪了，做完所有事从楼里走出来，看到深蓝的天空慢速掉东西下来，很妙的感觉。 圣诞近了：）

除了冰箱声，浴室滴水声，宠物奔跑声，键盘声，肚子咕咕叫声，就没有别的声儿了，真好。 还有长长的一天够写作业的。。。

音乐需要想象力，摸猫同样需要imagination, 呼噜是最好的肯定。但，掉毛一点都不需要想象力，我的小肉枣儿

站在一块玻璃前，默默看裹着烟云的橘红色覆盖遥远的直线，心里响着一个简单的旋律，吉他和鼓，摇晃的树。熄灭玻璃的火光，返回my cubic room

major powers, middle powers, regional powers, sea powers....闷恨... Who can save poor potato's hips? in inflation they are...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is a delicate dance of toes....消声... keep siting and reading....yet, as u know, my heart is beating jogging and jumping, PUPUPU sing song high~~~~~~~~~~~

想吃点比较清纯的东西，于是从东方店买回了红皮白薯。像花生去壳蹲在红帐子里，很virgin。怎么收拾呢？微波之。六分钟后，水分尽失，忠贞犹在，炼成红薯干是也。好吃异常。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的火炕头。

That city's atmosphere is dark and dense, Although not many exiles wander there, With many a potent evil influence, Each adding poison to the poisoned air; Infections of unutterable sadness, Infections of incalculable madness, Infections of incurable despair. from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from KK） 死命抱怨城市毒气者往往又是沉溺上瘾不能自拔者。眼前有一台vending machine，两米外一块玻璃，三米外一片草地。还是会想念城市的dark&dense &如鬼魂般湿滑的自由。

http://www.pupbook.com/viewthread.php?tid=2276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 导 言 我在进行这些访谈时的目标部分地就正是如此： 让在这些书页里聚集到一起的史学家们中的每一个都能流露出一些东西，而那是阅读他们的著作所看不到或者不会这么清楚地看到的；激励他们将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是隐而不显的或者是假定的、并且因此相对而言读者不大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明确地表述出来。 正如“访谈（interview）”一词本身所表示的——它来源于古法语中的entrevoir一词，意思是瞥视、短暂的或突然的观看，或者是模糊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一种以某种非正式性的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流动不居的文体，造就出来的是相对而言结构散乱而不成系统的终端产品。因而，与完备的、前后一贯的学术论文适成对照，访谈可以看作是某种多少介于思想和严整的写作之间的文体，某种能够捕捉运动中的观念的文体，并且因此应该将它视作更加结构谨严的文本的补充物而非替代品。访谈给读者提供的是一系列的快照，是各个历史学家在某个特定场合或者甚至是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的图景。 将享有国际盛誉的史学家们在一本书中聚集到一起来非正式地谈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著作，这样的念头出自偶然。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一部著作的葡萄牙文译本出版之时，他正暂住在牛津，圣保罗一家报纸的文化副刊让我去采访他，访谈并不一定集中在他那本被翻译的著作上，而是要讨论若干更加广泛的问题。那份材料中的一部分一经刊行，我的许多同事、学生和朋友都建议说，对其他历史学家的类似访谈，不仅有益于那些对他们的著作已有所了解并期望更进一步探骊得珠的人们，并且对那些对历史事物只有朦胧兴趣的更加广大也更加纷繁复杂的受众也会有所裨益。 本书所汇集的这些学者之所以被选入，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同行公认为他们各自领域的权威，同时也因为他们在所谓的“新史学”（New History）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他们全都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领域——新史学的革新最为显著的那一领域——中卓尔不群、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他们可说是发布“权威话语”的人，并被认为在他们各自所专长的领域定立了标准。即便是更加作为人类学家而知名的杰克•古迪，也被视作是新史学主要人物中的一员，并因为他的才智和胆略而受到崇敬。换句话说，这里所访谈的九位史学家不仅仅是原创性的——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理所当然都是原创性的——而且在他们的风格和思想取径上都尤其有所创新。话虽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按照此种标准，还有许多其他的史学家可以入选。 给他们提的问题并非总是一样的，因为我的意图就是要显露出这些史学家身上某些个性化的东西，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出严格的学术文本所必定要普遍压制的那些思想和情感来。问题都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一般而言旨在让回答者谈论他们的生活所选取的方向，他们的思想选择，他们的著作对于学界内外所具有的蕴涵，以及他们对当今思想潮流和运动的反应。这些问题照例都没有事先发给过受访者，除非他们提出要求，而那样的情形只发生过一次。可以想见，倘若我采取的办法是对他们所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对历史主题和方法的共识和分歧之处将会体现得更加鲜明；目前的办法是对这样一些目标——自发性、灵动性以及对他们各自个性的尊重——的折衷。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饶有兴味地观察到，与受访者们的共识和分歧之处相关的是，某些显要的人名如何被反复提及——那或者是对他们自身的专业发展、或者是对一般而论的历史学家而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别的一些人名却没有露面。虽然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自动地提及马克•布洛赫和雅可布•布克哈特，却只有昆廷•斯金纳提及托马斯•库恩，只有卡罗•金兹堡提及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奥尔巴赫和雅各布森，并且惟有斯金纳才将福柯描述成对于历史学家的训练而言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于历史编纂学普遍问题的反思，往往自发地出现在这些历史学家谈论他们自己的研究的时候，并且人们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彼此是在相互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当这样的情形没有顺其自然地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试着采用稍微逊色一些的办法，那就是试图推动他们往着这个主题走，并且甚而在有的时候引入某种对话的因素，那不仅是他们和我自己之间的，也是这些受访者自身之间的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力图不仅将我们之间的对话引入“预制”的问题，而且也引入由他们的某一位同行所提出的更加普遍的主题，那取决于他们所能排开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乐意来反思这样一些话题，比如说，心态史、微观史、自下而上的历史、比较史学、妇女史、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相关性等等。 所有访谈都是我亲身进行的，并且有两次——凯斯•托马斯和丹尼尔•罗什——我的丈夫彼得•伯克也参与进来，他也是我所访谈的史学家中的一位。我必须承认，我的好奇心并没有限于受访者的思想方面：还另有一个更加凡俗的方面。研究时尚的史学家、“衣着文化”的专家丹尼尔•罗什穿的会是什么呢？布里格斯勋爵和凯斯爵士的头衔会使得他们与其他常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吗？在罗伯特•达恩顿——他本人在做《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就是一名出色的访谈人——的面前扮演记者会有多么困难？ 史学家们给出的对单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九个访谈本身的篇幅长短不一。这样一些差异大都缘于他们所能给出的谈话时间和他们各自的个性，那当然也就决定了对话的调子有着何种程度上的个性化和亲切感。 他们中的几位，包括杰克•古迪、昆廷•斯金纳和（出于显而易见的缘由）彼得•伯克与我数次晤面，加起来谈到了八个小时；别的人，如阿萨•布里格斯，我只见到了两次，加起来谈了不超过两个小时。 在剑桥，杰克•古迪开朗随和的个性与昆廷•斯金纳的审慎严谨和有节制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思•托马斯在牛津的小心和精致的反讽，与卡洛•金兹堡在博罗那的热情洋溢和甚至有些鲁莽的生气活力正好相反，仿佛他们的言谈是特地要来展示和对比拉丁与不列颠的性情一样。 罗伯特•达恩顿轻松活泼的谈话经常被他独具特色的笑声所打断，他是最愿意谈论自己家庭生活的人之一，在这方面只有他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和同事纳塔莉•泽蒙•戴维斯能胜过他。 作为唯一被访谈的女性，娜塔莉•戴维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在谈论自己的研究时的温馨和她即便是在谈论纯粹学术性的事情时表达自身情感的天赋——那也许是一种重要的女性的特质。 阿萨•布里格斯总是来去匆匆，他的回答似乎早已准备好了从舌尖吐出，他同时也是受访者中最直接、最少个人色彩的一位。在这方面他与丹尼尔•罗什颇为相像，后者以其平和、安详而又不动声色的语调，令自己显得惊人地、不合情理地谦逊。 丹尼尔•罗什新近刚入选声誉卓著的法兰西学院，——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机构，建立于16世纪，近年来吸收了诸如费尔南•布罗代尔、米歇尔•福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显赫人物——进入那一群特选的教授之列，他的谦逊与通常和法国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大相径庭。 以下的访谈是按谈话人的年资来安排顺序的。杰克•古迪最为年长，而昆廷•斯金纳最为年轻。既然没有其它标准可循，要将一门主要是研究时间流逝的行业的从业者安排出场，这条标准似乎还最适合，而且也能表明过去这几十年历史著作的发展轨迹。每一次访谈的导言仅仅旨在给读者提供该史学家的背景信息，那也许对于理解随后的讨论有所助益。每份访谈后面都会有该受访者著述的选目。 最后，我希望我作为编者的介入——将谈话转化成书面语言——能够使得读者与我一起分享这些丰富多彩而又动人心魄的对话，它们表明，严肃和深刻能够与轻松和幽默毫无芥蒂地共处并存。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1939年生），普林斯顿大学谢尔比•库罗姆•戴维斯历史讲席教授，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书籍史（或者照他所喜爱的说法，阅读史）方面的领军人物。达恩顿本人极具独创性的写作法国史的方式介于其他当代著名史学家所运用的两种研究路数之间。一边是政治和社会史家，如理查德•柯布（Richard Cobb）和他的弟子们，他们对于旧制度时期法国的各种体制和社会阶级比之书籍和观念要更有兴趣。另一边则是所谓的研究欧洲思想的思想史家们，如彼得•盖伊(Peter Gay)、约翰•波柯克（John Pocock）和昆廷•斯金纳，他们的根本兴趣在于孟德斯鸠、卢梭和马基雅维里这样的大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而将那个时期“次要的”和更加通俗的著作撇在了一边。 达恩顿与这两个群体都拉开了距离，他提出了他所谓的观念的社会史，从而接近于像他一样研究他们所说的“文化实践”或者“集体心态的历史”的法国史学家丹尼尔•罗什和罗杰尔•沙蒂埃。他的第一部著作《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968），研究了一个自从18世纪末以来就被历史学家们视为不值得历史学去关注的一个课题，也即某些医学观念对于法国人所具有的诱惑力。达恩顿以《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1979）和后来诸如《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1982）和《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1995）等著作，转向了出版和阅读的历史，通过对审查体制（以及逃避审查者的相反的体制）的考察来研究旧制度，并表明18世纪后半叶法国的色情、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 在你的著作中，好几次提到你的好运，你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之中，也即一个等待着被人发现的档案宝库。对你来说，那就是瑞士最大的出版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中还没有人碰过的材料。你很多次坦诚地说到过，你诸多关于启蒙运动的著作就来自于这个奇妙的宝藏。你有没有设想过，假如你没有找到这个“历史学家的梦境”，事情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怎么说呢，要设想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很难的，当然，这样说是没错的：我很大一部分学术生命都是对于接触到这一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又没人看过的档案库的回应：50，000份信件和记事本以及其它材料，保存得完好无暇，就等着有人来看。我对于过去的全部感受都受到了全副身心沉浸于这一非同寻常的史料中的影响。倘若没有这件事的话，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会循着什么样的方向走。以前，我出过一本关于催眠术的书，讨论的是民众的科学。那是我初次尝试做类似于心态史的工作，尽管我从未听说过当时正在巴黎得到发展的这种研究取向。不管怎么说，既然这本书涉及的是人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我就以大众科学中这样一种奇怪的时尚——催眠术——作为某种在革命前的法国确实广泛传播并带上了某种激进政治色彩的世界观的一个例证。因此，情况也可能是我继续下去，做出更多的心态史的研究。其实，我所写的名为《大屠猫》的那本书也是继续朝着那个方向上的。那与书籍史和纳沙泰尔的稿本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本可以不作一个书籍史专家的；这一点很明确。我总是梦想写一本有关1920年代和1930年代纽约新闻记者的世界的书，因此，我也可以把那件事给做了的。或许哪一天我会再做的。 你是如何发现这个神奇的档案库的呢？ 1963年，我在牛津做博士论文，在一本瑞士书的某一页底下看到一个脚注，提到或许某个叫做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人的信件原稿还存在着。我对这个人有兴趣，因为他是对美国和美国革命心醉神往的法国人之一。他与其他亲美派一道在巴黎创建了一个名为法美协会（Gallo-American Society）的俱乐部，并在巴黎陪伴在杰斐逊的左右。他后来成了法国革命的领袖之一。可以说，我是在追索布里索的踪迹，而这个注释提到在纳沙泰尔小城可能有他的信件。于是我给那家图书馆写信，问他们：“你们那儿会有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什么信件吗？”馆长回答说：“是的，我们有布里索的119封信，这是其中一封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布里索刚从巴士底狱释放出来时给他的出版商写的信，在信中他讲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说明为什么他付不起帐单。这让我吃了一惊，并决定一有机会就要去纳沙泰尔看看布里索的这些信件。在我回到纽约，加入《纽约时报》时，哈佛大学给我了一个绝好的研究职位：三年的任职，除了研究不做别的。于是，我从《时报》辞职，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且尽快去了纳沙泰尔，在那里我发现的当然不仅是布里索那119封信，还有成百上千我闻所未闻的人们写的大约50，000封信：这些人都与书有关，是些印刷商、造纸商、走私人、售书商、出版商、做墨水的人、制版的人、银行家、作者，总之，囊括了你所能想像的所有人。这些信件保存得完好无暇，并且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一位退休的化学家将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岁月用来做这件事。再没有比利用这些文献更容易的事情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必须写一部布里索的传记，我写了。初稿我写了500页，但从未出版，现在放在普林斯顿的抽屉里头。我停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比起写一个人的传记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去写一部书的传记。我关于《百科全书》的那本书正是这样。在浏览纳沙泰尔的档案的过程中，我碰到了许多表明《百科全书》面世的内情的手稿，我开始追踪这个问题。没有多长时间，它就变成了一个涉及到重大诈骗案的引人入胜的侦探故事（可以说，我们又回头去进行罪案报道了）。这个时候，我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一等，这是18世纪最重要的书，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我宁愿写一本书而不是一个人的传记，只要有可能，我要尽力说明书籍是如何出现、如何生产、如何流传、如何被阅读的。而在叙事的过程中，我想要给人讲一个侦探故事。” 在你对于历史学家的技艺的最为生动而又精妙的观察中，你认为，“把握住他者”、理解一个异己的文化的最佳方式，是从最为暧昧难懂的材料出发。一个笑话、一句谚语、一种仪式或者我们无法理解的过去的某种东西，恰恰使得我们有可能把握一个外于我们的意义系统。在你有名的著作《大屠猫》中，你正是力图去理解使得对猫的屠杀显得如此滑稽的东西，那使得令我们如此厌恶的事情对于18世纪一群巴黎的工匠而言成了最具有狂欢色彩的体验。从那时候起，你又表明了将哲学书与色情书归为一类乃是18世纪法国的通例。这是否又是一个那种并不滑稽的玩笑，对它的破解可以使得我们更加深入地渗透到那些时代的心态之中？ 是的，我想做的就是表明这一点，因为我发现，在关于被禁书的文献之中，“哲学书”的说法比比皆是；而且不仅是出版商和销售商这么用，而且警方和作者也在这么用。因此，这是一个代号，但它指的是什么呢？看起来我们的分类与18世纪人们使用的分类根本不相吻合，因此，比如说，我们把色情与哲学分别开来，而在他们看来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却再自然不过。比方说，和性有关的东西似乎可以激发人们的思想。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色情的短文，大概是这么开头的：“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说过，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用抽象的概念来思考的，然而他们用事物来思考；他们摆弄物品，并将它们放在一起，相互之间发生关联，就仿佛一个手艺人在修理一张桌子时干的活儿一样。这是以具体之物进行思考，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思想就是他所谓的‘具体之物的科学（la science du concret）’。”在我看来，人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用性来进行思考的，他们用下流的故事和色情段子作为思考愉悦的本性、爱的本性、权力的本性和一切事物的本性的方式。当然，尤其要紧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本性。因此，18世纪的一本畅销书，非常靠近名单——我在对禁书作研究时，系统地估算了销售商对书的需求，并理出了一份畅销书名单——榜首的有一本名为Thérèse philosophe（《哲人特雷莎》，1748年；我在《被禁的畅销书》中讨论过此书）。倘若你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真正的色情，大量关于做爱的淫秽描写，然而一当性伙伴们达到性高潮，在为下一回合的欢愉储备能量时，他们之间就会有形而上学的对话。那是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而且，实际上我已经确认这一文本中的有些段落就是从真正的哲学论著中挪过来的。因此，你看到的就是对我们而言完全水火不容的东西的混合物。于是，你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我发现，“哲学书”一词被用来指色情，这一点很是奇怪，而我在阅读色情书，看到其中混杂着许多形而上学和政治的内容时，也让我惊愕不已。我想，这很能说明18世纪的不同和异于我们之处。人们并不是按我们的方式来划分这个世界的。倘若进行切实的研究并得出可靠的结果——弄清楚人们阅读些什么，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怎样来读的——书籍史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了解他们编排现实的方式，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实际上，政治、色情和反宗教的相互渗透对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一回事，就像屠猫对于工匠来说是件好玩的事一样。 总起来看，你的著作中并没有讨论启蒙运动对于妇女所具有的意义。你对《哲人特雷莎》——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女人——这本书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你首次涉足妇女史的领域。这样的看法对吗？ 我想，可以说我在妇女史方面从来没做过多少工作，那是我的研究中所缺失的一个方面。在有关《哲人特雷莎》的研究中，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对此有所弥补。这本匿名的论著或许是阿让侯爵（Marquis d’Argens）所著。其中不仅有着形而上学，而且我还将这部书阐释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宣言。其中的要点在于，妇女有权享受快乐，而且她们有权为着快乐本身而享受快乐，而不是将快乐视作男人或者社会秩序分派给她们的东西。而且，她们应该掌握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文本，不仅因为它的反宗教的观点（它基本上是无神论的），而且也因为它关于妇女的观点，女主人公特雷莎是一个哲学家，她不想要孩子，也不想嫁人。她既拒绝了母亲的角色，又拒绝了妻子的角色，她攻击的是旧制度下妇女的根本处境。她的生活目标是为着自己而追求自身的幸福。这无疑是一场激进的思想实验，为数众多的大多数妇女是无法在18世纪将其付诸实践的；然而，的确有一个文本是用那样的方式来讨论问题的。因此，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对于妇女在过去的处境稍作思考的方式。

early in the morning light turns the day on so... working hour... 还是听tortoise好了

更新就像喘气，不更新就像不喘气，尽管其实我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今天recitation的内容是《论语》，我来讲。其惨可想而知。孔子美国小孩太难理解了，当然我水平不高也挺难被理解不怪他们。后天的那个班我得换个讲法。希望越讲越好。 天开始凉了，此时节气之名乃是----猫进被窝 hoho

除了在华盛顿机场洗手间镜子前抬头刹那看到陌生的我和陌生的人们，其实二十天来并没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位置发生了如何的转移（也许是带着猫转的结果？） 但刚刚听着广播里的德沃夏克看书，不知为什么小小的想家想北京了一下下。 久久的相处，匆匆的别，我们总是这样。